空乘眼中的民航业变迁

作为一名入行38年并长期在民航空中服务一线工作的资深业内人士，现任南航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的杨丽华同志，怀着对民航的热爱和对民航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将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段鲜活而生动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航发展史。从本期开始《中国空姐》版以连载的方式推出她的文章，希望广大读者在分享作者心路历程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民航的了解和理解，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从1973年年初我进入民航，成为其中的一员，至今已经过去了38年。在这期间，我见证了中国民航的发展，也经历了许多大事件;看到民航从小到大，从最初仅为少数人服务不断走向为大众服务的变迁过程;看到民航从国内飞向国际，最终确立了今天在国际航空运输业的重要地位。作为民航人，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民航的进步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通过一些小事，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印记和民航的发展过程，以此作为纪念。

圆了当兵的梦

身穿绿色军装，头戴绿色军帽，成为一名飒爽英姿的军人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梦想。1973年2月的一天，一份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的面前，两个月焦灼不安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年我刚满17岁，中学还没有毕业。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我一次次目睹知青上山下乡的浩大场面，可以说每一户人家都被卷进了这一浪潮。学生毕业以后，除了少数人可以留在上海工作，大多数人去农村落户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在那段日子里，父母总是显得心事重重，他们除了要盘算家用开支、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还要担心我们日后的去向，家里的话题总是非常沉重。记得他们讲到这样一件事，一个邻居家里有几个要毕业的孩子，当时的政策是每家可以有人留城，但必须有人去插队。他家的父母为了能让儿子留在上海，就让大女儿去了农村。没想到第二年，赶上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结果家里的孩子都下了乡。而我的父母则认为，外面的世界既然困难重重，让谁出去都实属无奈，留城或下乡只能是顺其自然。轮到我这一届，去插队看来是毫无悬念了。为此，父母经常看着我发呆，想象着我离家后的种种难处，而对我来说，我并不认为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可怕，多少我还会感到有些刺激和好奇。

在高考制度中断后，与去农村相比，到部队去当兵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在我懂事的时候，我就目睹了街坊邻里敲锣打鼓送年长的大哥大姐去新疆建设兵团的场面。新疆离上海那么遥远，但并没有阻挡热血青年对它的向往。1972年年底的一天，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上海要招收女兵了，学校准备推荐一人去体检，他们已经决定让我去试一试。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要知道上海已多年没有招收女兵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消息给沉闷的家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给焦虑中的父母带来了喜悦和希望。

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大院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到除了和我一样的同龄人外，还有陪同前来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这次女兵的招收规模可谓空前，全市的每个中学都推荐了应届毕业生，而且个个出众。我们互相打量，思忖着自己能有多少胜算。听大家议论，这次招收的是空军，因此体检的要求非常高。我第一次知道，检查视力使用的是C字型视力表而不是通常的E字表，识别起来并不轻松。而且体检时，我对医生上下打量和窃窃私语的做法也感到紧张不安。检查的项目很多，一路下来，我发现拥挤的人群已逐渐减少。到了最后，体检人数已所剩无几。最后一关转椅，据说是测试平衡机能的，几个旋转下来，我晕得就差呕吐了。体检的过程并不顺利，每一科目的检查都是一道关卡，在一些项目中我被反复检查了几次，每一次我都以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但命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我，让我跌跌撞撞地坚持到了最后。当我迈出大院时，看到众多羡慕和嫉妒的目光，而此时，我除了感到幸运之外，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对于接下来的政治审查，我并不清楚它的过程，但据说是查遍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严格程度不输于以往任何一次招兵。1973年2月15日，在刚刚过完农历新年后不久，我们一行61人告别了故乡和家人，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站台上，除了怕母亲伤心没让她来，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来送行了。看到同行的人都哭成了泪人，而此时的我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期待。北京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广场，以及带兵同志口中所描述的机场就像一个大吸盘把我的注意力牵引到北方。而随着汽笛声的鸣响，站台上亲人的身影渐渐远去，上海的街景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时，一股无可名状的惆怅掠过心头，直到此时我才感到了奔向远方的陌生和孤独。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第一次离家远行，我知道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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